文章指出，2017年特朗(lang)普入主白宮(gong)時，根據其“美國優先(xian)”貿易(yi)政策，對鋼(gang)鐵、洗(xi)衣機和太陽能電(dian)池等商(shang)品(pin)征收(shou)了(le)高額關稅(shui)，這導致(zhi)進(jin)口(kou)商(shang)品(pin)價(jia)格(ge)大大提升，從而激怒了(le)世界各地的貿易(yi)伙伴(ban)，甚(shen)至(zhi)引發了(le)中(zhong)美貿易(yi)戰。到2019年，美國財政部從這些關稅(shui)中(zhong)獲得了(le)超過(guo)790億美元的收(shou)入，是兩年前的兩倍。

現在，即使拜登總統力圖恢復國際關系，新政府可能也在尋求征收新的關稅——這一次他將考慮全球變暖的因素。根據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最近發布的議程，拜登政府正在考慮征收“碳邊境稅”或“邊境調節稅”（ “carbon border tax” 或 “border adjustment”）。目的是提高從美國的角度認為應對氣候變化不力的國家進口的產品的關稅。在拜登的氣候計劃中，他曾經宣布要對那些“未能履行氣候和環境義務”的國家的商品征收“費用”。

從理論上講，這種邊境稅或關稅將對其他國家領導人施加壓力，要求他們進一步降低碳排放量；同時也可以借此保護美國企業，因為它們正在大力發展清潔能源。但想要真正執行起來，也可能很棘手，做不好，可能會引發另一場貿易戰。

征收碳邊境稅的基本思路其實很簡單。人們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國內設定了碳價，就應該對進口產品——無論是石油、鋼鐵、水泥還是洗衣機——采用同樣的碳價格。這樣國內的清潔產品才不會受到國外進口產品的侵蝕，這也叫“碳泄漏”效應( carbon leakage），反過來，也會促使其他國家加強氣候行動。

比如，某國對國內商品征收每噸30美元的碳排放稅，那么，相應地就要在邊境征收每噸30美元的碳排放稅。舉一個最基本的微觀經濟學案例，例如，在30美元/噸的碳關稅下，中國一噸價值600美元的鋼鐵價格進口到美國，可能就會飆升至660美元（生產一噸鋼平均釋放兩噸二氧化碳）。

有一些國家和地區已經開始在走這條路了。歐盟通過其總量管制和交易系統（cap-and-trade）對碳排放定價，歐盟委員會也已經正式通過了其“碳邊境調節機制”。與此同時，英國首相約翰遜建議利用他作為七國集團主席的角色，推動成員國之間協調征收碳邊境稅。

但對于美國而言，這種做法會帶來一系列復雜的情況。首先，美國國內并沒有碳排放稅或總量管制與交易的計劃；在聯邦或州一級，這種政策多次未能通過，這迫使立法者考慮使用其他辦法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這可能使拜登很難證明碳邊境稅是合理的——美國政府怎么能讓其他國家遵守自己無法達到的標準呢？

Niskanen Institute的(de)氣(qi)候政策分析師Shuting Pomerleau說：

“令人不解的(de)是，美國至今(jin)尚(shang)無(wu)一(yi)個(ge)全國性(xing)的(de)碳價政策(ce)，拜登政府卻開始對征收碳邊境稅浮想聯翩。”

但美國仍有一些潛在的方法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太平洋氣候解決方案研究所（Pacific Institute for Climate Solutions）副所長Bentley Allan表示，美國可以采用與交通、工業和發電等行業更嚴格監管相結合的內部碳定價。與碳社會成本（social cost of carbon）類似，這個值用來估計碳污染造成的損失（拜登政府最近將碳污染的損失提高到每噸51美元）。這可能有助于證明征收碳邊境稅是合理的，即使美國沒有一個全國統一的碳排放價格。

對于一部分美國(guo)的(de)盟(meng)友而言(yan)，如歐盟(meng)，他們本來也要積(ji)極應對，美國(guo)提(ti)出碳關稅，并不會造成什么損(sun)失。Allan表示(shi)：

“對于歐洲人而言，他們可(ke)能(neng)很感激(ji)特朗普走了，而對拜登總統(tong)想要推動氣候變化則持(chi)歡(huan)迎和感謝(xie)的態度。”

但是，對(dui)一些出(chu)口(kou)可(ke)能受(shou)到碳邊境(jing)稅(shui)(shui)打擊的國(guo)(guo)家而言，態度(du)可(ke)能就(jiu)沒那么積極。中國(guo)(guo)作為美(mei)(mei)國(guo)(guo)第一大貿易伙伴和全球最大碳排放國(guo)(guo)，可(ke)能會向世界貿易組織(zhi)提(ti)出(chu)申訴。世界貿易組織(zhi)明確禁止貿易保護主義關(guan)稅(shui)(shui)，因此很可(ke)能授權中國(guo)(guo)對(dui)此提(ti)出(chu)報(bao)復(fu)性措施。（在(zai)特朗普(pu)對(dui)外國(guo)(guo)鋼鐵征(zheng)收高額關(guan)稅(shui)(shui)之后，中國(guo)(guo)和歐盟對(dui)許多美(mei)(mei)國(guo)(guo)商品，包括(kuo)大豆和美(mei)(mei)國(guo)(guo)威士忌(ji)，征(zheng)收了報(bao)復(fu)性關(guan)稅(shui)(shui)。）

這正是(shi)潛在的碳(tan)邊境稅(shui)的問題所(suo)在：如果情況良好，這(zhe)一(yi)關稅手段可以在艱難轉向綠色能(neng)源(yuan)的過程中幫護(hu)一(yi)些關鍵行業(ye)；但(dan)最壞的情況，可能(neng)引(yin)發一(yi)場新的貿易戰(zhan)，反(fan)而會大(da)(da)大(da)(da)減(jian)緩全球減(jian)排努(nu)力。

Allan表示，

“美國與中國進行新一輪貿易戰，無疑不利于脫碳。首先，中國在降低風能和太陽能成本方面所作工作非常出色。如果我們忽略這一點，還試圖將中國排除在全球經濟之外，那對脫碳沒什么好處。如果沒有中國，美國自己很難實現大幅度削減可再生能源成本。”

而且就目前而言，美國的行動緩慢。專家表示，起碼不應該期望美國花費一年左右時間就可以完成有關碳邊境稅的全部提議。因此，未來幾個月拜登政府將面臨越來越大的壓力：如果不能發布自己的提議，至少要表現出足夠的清潔行動的意愿，以避免可能來自歐盟、英國或加拿大的碳關稅。拜登國際氣候特使約翰·克里（John Kerry）近期在布魯塞爾就敦促歐盟領導人暫時保留其碳邊境稅提案，推遲至今年11月在格拉斯哥舉行的第16屆聯合國氣候大會之后，他希望給美國政府留足時間來制定自己的戰略。